因为中国的政权设计其实是以基层自治为基础的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公务员。

公有制的生产单位本身就是行政机构。

现在觉得基层公务员不够用，是因为承担自治功能的公有制单位消失了，即便是留下来的所谓公有制生产单位，也失去了组织群众的能力。大量基层群众在生产单位内部就能搞定的事情，只能上移给脱产的公务员处理。

按照当初的设计，城市的社会管理基层主体是工厂、企事业单位，农村的社会管理基层主体是生产队，辅以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剧团等各种生产和社会服务团体。

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组织中，在自己的组织中拥有权力、承担义务。所以当时要是你在大街上和人发生了冲突，第一反应肯定不是报警，而是“找你们单位领导去”。

而作为组织代言人的领导也确实管事儿，绝大部分问题都能在生产单位内部解决，根本用不着用公务员。

因为这些公有制生产单位的存在，公务员办事儿也非常方便，根本不用自己苦逼呵呵的跑来跑去，也很少会出现因为信息不完整导致把事儿办错惹出更大麻烦的事儿。因为只要下去找到厂矿单位或者生产队负责人，马上就能了解到全面的信息。

这些公有制单位也会义不容辞的临时派人手帮助政府机关办事儿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招那么多临时工背锅。

比如破案这事儿，现在完全就是公安部门在耍单儿，办出怨言来也得自己扛。但即使在80年代还会由生产部门负责人、当地民兵、治保人员等配合办案，大多数人手都是基层组织的不脱产人员。

所以把群众组织打散，让大家都以原子化方式自顾自生活，确实可能带来很多好处，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。比如因为基层组织消失导致管理机构失去主要帮手，就是其中一例。